策划 梁真
艺术总监 王音
统筹 邵风华
诗会支持 赵宝山 孙建国
现场装置 大猫
海报设计 冠华

现场参与 南京—韩东
成都—杨黎 小安 吉木狼格 乌青 王镜
济南—孙磊 宇向 林之云
临沂—轩辕轼轲
德州—格式
莱芜—盛兴 段磊
滨州—长征
东营—邵风华
青岛—高伟 三叶 韩宗宝 陈蔚 邵竹君 陈亮

传播能力的强弱,是增强文化辐射力的关键,因此,传媒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文化强省建设的成效。提起广东的传媒,人们立即会提到南方报业。范以锦,当代中国报业“媒体多品牌战略”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以南方报业为基地,创建了“报系结构”的品牌媒体组织运营模式,探索出了“龙生龙、凤生凤”的品牌媒体滚动发展路径。在南方报人的共同努力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经受住了媒体行业格局洗牌和时代变迁带来的一轮又一轮冲击,锐意求新,大胆变革,在中国媒体发展史上留下了眩目的传奇。

“辉煌与痛苦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想辉煌一些,就得痛苦一些!”“要主动给自己加压,也要放平心态,经得起风浪。”范以锦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任职期间,留下的这些“语录”,对于今天亟需通过文化建设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飞跃的广东来说,显得格外富有深意。广东究竟算不算“传媒强省”?广东媒体如何才能进一步做大做强,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新媒体的崛起,必然导致传统纸媒的衰亡吗?日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了“问策文化强省建设”系列访谈的最后一站———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这里拜访了《南方日报》前总编辑、社长,现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

范以锦
范以锦,广东大埔人。194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49年随父母回国。1969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曾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社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现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2006年退居二线后,出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品多次获国家级或省级新闻奖。曾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曾被《传媒》、《南方周末》等媒体评为“中国传媒年度人物”、“最具影响力传媒人物”等。著有《南方报业战略》等作品。

○现场速写
不当官的老范一脸偷笑一身轻松
与南方报业“领跑”同行的飞扬形象相比,前任“掌门”范以锦一直以低调随和著称,比起“范总”,他更愿意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范”。记者数年前赴京报道全国两会时,老范曾调侃:“你的形象有大唐气象,可以出去代表我们集团的福利!”此次一见面,老范就说:“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哎,难道真是应了那句话,传统媒体的福利在缩水?”惹得众人大笑。
熟悉他的同事、部下对他有两个公认的评价:一是为人宽厚,二是在重大问题上原则性强。在老范的办公室里,一边陈列着过去获得的种种荣誉,有一幅相框里裱着他受访时的照片,报道的题目是“大传媒的时代来临”,老范目光炯炯,向前方伸出一指,大有“指点江山”的气势。对面的墙上则悬挂着一幅彰显其人格理想的书法作品“执意纯粹”,还有一幅《卸任图》。画中的老范长袍马褂,手持扇子,身后是卸下的担子。
如今已经“转型”成为国内权威传媒研究专家的老范,说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仍然是深有感情,凡有涉及本报集团的话题,一律以“我们”作答；对集团现任领导的发展理念和专业水准诸多肯定；谈到省内外媒体发展动向,更是如数家珍,句句实在。对《非诚勿扰》等热门话题,他照样侃侃而谈。无论是谈文化强省建设,还是聊传统纸媒变革,老范和林雄共识之处颇多。林雄总结道,当父母官应“近抓招商,远抓教育”,现在教育在呼吁加大投入,而花在文化上的钱更少。老范立即对曰:“下毛毛雨、撒胡椒面嘛”。林雄又说到,有人认为“报业集团要做大,就不要讲导向,讲导向的都做不大,这种看法似是而非,是不对的!”老范呵呵一笑,点头赞同。
访谈结束时,林雄询问老范告别舆论中心、转投“象牙塔”中的感受,老范遥遥一指墙上的《卸任图》,图上有一行字———“不当官的感觉真好”。他的表情就如画中人,一脸偷笑,一身轻松。

南方报业一直保持着“人才顺差”
传媒大省如何更强
点睛之笔
范以锦:对于报业来说,我觉得未来我们要学会根据新媒体的规则来办事,但是也不能丢掉传统报业的优良作风。完全模仿门户网站是不可取的,学习他人,但不要照搬照套；继承传统,但不墨守成规,归根结底,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才能杀出重围,闯出新的天地。
林雄:人才流动激发了报业集团的内部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些年南方报系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力,也说明了这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直以勇于创新著称,近年来又率先提出打造“全媒体”概念,提出“新媒体与传统报业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
林雄:建设文化强省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广东是外人眼里的传媒大省,传媒业可以为提升广东文化强省实力和形象起重要作用。您如何看待现在广东的新闻媒体?
范以锦:广东传媒要提升广东的对外文化形象,首先是要提升自身的实力,加强媒体“内功”修养,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出真正的影响力。我认为,广东新闻媒体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磨练,现在比以往更明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这些年,广东传媒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提升很快,新闻观念也更为成熟。
林雄:有人说,广东已经是传媒强省,您怎么看?如何让传媒强省变得更强?
范以锦:对于外界的这些溢美之辞,个人以为还是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广东离真正的“传媒强省”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我们的确有一些媒体名气很大,读者数量很多,但把社会影响力转换为市场有效影响力仍要下大功夫。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才称得上是传媒强省。
就这个观点来说,有些新媒体做得很好。例如总部设在深圳的腾讯,同时在线人数最多时达到了1亿,去年营销规模达120亿元,利润60亿元!相较之下,广东的传统媒体比内地媒体而言还是不错的,但比起国外大型传媒集团,还有比新媒体来说,只能算是“小本经营”。所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做的事还很多。
林雄:是啊,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做事得靠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人才众多,可以说是“人才高地”。只要能够人尽其才,南方报业做大指日可待。
范以锦:这个战略那个战略,贯穿始终的是人才战略。现代媒体需要三种人才:一是熟悉采编业务的人,二是懂得资产管理和运营的人,三是既会办报又会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现在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走出去,在全国其他媒体或是泛媒体单位担任管理层的人,大约有200多人。
有人说我们是传媒界的“黄埔军校”,大约10年前我就听到有人这么称呼南方报业。我的感受呢,可以说是既高兴,又有点心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人才流失问题。一个单位如果向外输送不了人才,没人挖你墙脚,至少说明你是平庸的。另一方面,人才源源不断地进来,如果人才不流动,年轻人很难获得提升空间。再者,凡是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走出去的人,都是我们的资源。
因此,总的说来,我对这个头衔是很自豪的,我在任的时候,内部也有过讨论,要不要卡,让不让走?我常说一句话,要做到“高高兴兴送人走”。事实上,集团这些年在人力资源方面也一直保持着“人才顺差”的良好势头,走的人多,来的人更多。
林雄:从您刚才的话,可以感受到南方报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在人才问题上显得大度和从容。人才流动也激发了报业集团的内部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些年南方报系的发展态势和影响力,也说明了这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直以勇于创新著称,近年来又率先提出打造“全媒体”概念,提出“新媒体与传统报业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您对集团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看法?
范以锦:“全媒体”不是大而全,而是全中有“特”。从办得好的门户网站来看,其之所以办出特色,首先是团队形成了几种人才的聚合体:新闻资源整合者、技术官僚、公关活动家、营销高手。你看网易的丁磊,他本身是搞技术出身,为了弥补新闻操作方面的弱点,网易从南方报业挖走包括采编、广告、发行等方面的员工200多人。网易在品牌策划方面,点子多,很有创意,“丁磊养猪”的新闻不就炒得很火吗?这就是一个形象营销的成功案例。
对于报业来说,我觉得未来我们要学会根据新媒体的规则来办事,但是也不能丢掉传统报业的优良作风。完全模仿门户网站是不可取的,学习他人,但不要照搬照套；继承传统,但不墨守成规,归根结底,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才能杀出重围,闯出新的天地。

报纸办不好,转型了也没有什么用
传统媒体转型与变革
林雄:相对新媒体,传统纸媒的公信力目前还是无法取代的,当人们急于获得某方面的权威资讯时,还是更倾向于传统媒体,觉得更可信,不抓瞎。
范以锦:传统纸媒一味模仿门户网站,搞“大而全”,或“小而全”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举个最现实的例子,《21世纪经济报道》的内容,一年网络授权转载费用是1200万,但有些报纸一年授权才卖20万,为什么?价格是靠内容的独有性、专业性、权威性来支撑的。
林雄:网络媒体兴起之后,我们时常听到这样一种疑问:纸媒会不会消失?您的看法是?
范以锦: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新媒体发展势头很猛,且强者愈来愈强,的确对传统媒体冲击很大。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全国报业曾经发起过一轮关于“报业寒冬论”的大探讨。我一向持这么一个观点:从时间上来说,传统形态的纸媒不会马上消失,它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存下去；从报业规模来说,总体呈缩水趋势,但报纸的数量不会直接下降,而是会经历一段“时而风雨时而阳光”的反复期。
林雄:纸媒为什么可以存在,它的生存理由在哪里?我想一定是基于一些自身的特点,和新媒体不同之处。
范以锦:在我看来,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它不可能马上消失,中国还有很多落后地区,新媒体还没有能够完全覆盖；二是传统读者的阅读习惯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三是,就年轻一代来说,大学读书阶段可能已经不看报纸了,但是工作之后还会看,比方说你进的是一家商贸企业,那么你可能要看21世纪报系的报纸；四是比起新媒体铺天盖地的海量内容,报纸尤其是专业化纸媒,刊登的内容经过了采编人员的梳理和挑选,看起来比较方便；五是传统媒体目前在读者当中仍然具有比新媒体更高的公信力；六是广告投放方面,有些广告投放不能完全依靠新媒体,比如房产广告,在传统纸媒上投放之后,传达到潜在消费群体的几率反而比网络更可靠。说句实话,如果广告没有了,才是纸媒的末日,才真正失去生存的根基。
林雄:我赞同您的观点,相对新媒体,传统纸媒的公信力目前还是无法取代的,当人们急于获得某方面的权威资讯时,还是更倾向于传统媒体,觉得更可信,不抓瞎。低龄的一代人不看报纸,成长之后是不是就一定不看,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范以锦: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传统媒体的确要有转型的危机感,但是转型必须要在办好报纸的基础上再来谈。现在有很多新媒体找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作,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们在读者中享有广泛的口碑,我们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如果你报纸都办不好,转型了又有什么用呢?
林雄:刚才我们的讨论也让我想起一件事,20几年前,当我们开始搞办公自动化时,曾经有人预言,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以后办公、商贸等各个行业都将实现“无纸化”,结果20多年过去了,从技术上来说,早已满足“无纸化”的需求,但是纸张的使用量,反而越用越多。我赞同您的观点,10年、20年以内,传统纸媒存在的理由还在。网络只用了10几年时间就让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可能还有更先进的技术出现取代网络。在这种条件下,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但关键还是要立足现实,先把主业做好,同时考虑向新领域扩张。把报纸办好是根本。
范以锦:我还想补充一句,当前所有中国做得最好的新媒体,无不遵循“大而强,强中有特”的发展思路。比如,我认为腾讯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吸纳流量,做旺人气,“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即我首先为每位受众提供免费服务,而受众想服务得更好也就自觉掏腰包帮腾讯赚钱了)。所以传统纸媒要转型,一味模仿门户网站,搞“大而全”,或“小而全”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举个最现实的例子,《21世纪经济报道》的内容,一年网络授权转载费用是1200万(其中现金和资源置换各一半),但有些报纸一年授权才卖20万,为什么?同质化严重,就无法卖出好的价格来!价格是靠内容的独有性、专业性、权威性来支撑的。

媒体盲目娱乐化将导致公信力丧失
传媒如何推动文化建设
范以锦: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传媒时代”,传媒娱乐化的色彩日渐浓厚。这种“娱乐化”倾向,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有益的,只是以娱乐化的方式进行形式包装,但宣传的理念和价值观仍是严肃认真的；二是无益无害,这应允许存在；三是低俗化倾向,这个是值得所有从业人士高度警惕的。对于任何一家媒体来说,没了公信力,就等于让传播有效功能直接受损。
林雄:就眼下的现状而言,我们最大的软肋是文化事业投入不足,在广东,珠三角发达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外,还要拓展投资渠道,比如民间力量、社会资本,同时,我个人赞成文化单位自己也需要探索谋生的对策,具备一定盈利能力,多管齐下。
林雄:作为一名老报人,您是怎么看待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从传媒业者的角度来说,您认为政府可以为扶持广东传媒进一步提升竞争力采取哪些措施?
范以锦:我认为,文化强省是经济强省的一部分,文化建设将对经济建设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文化强省”又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部分,前者包括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人心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塑造对外宣传形象等；后者集中体现在文化产业领域,一定要融合到经济中去,文化的力量才会实现最大化。
具体就广东传媒业来说,只要回顾本地三大报业集团所走过的路便会看到,每一次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无论是吸收人才、技术更新,还是体制改革。未来我们希望政府在扶持媒体上市、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能更加主动地去推动和引导。
林雄:近年我们在推动文化企业包括传媒业股改上市和解决投融资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您刚才提到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观点很有意思。这些年,我也听到一种声音,文化建设是不是过分强调产业化了?是不是更应该把重心放在凸显文化的教化功能、提升公民修养上?就眼下的现状而言,我们最大的软肋是文化事业投入不足,在广东,珠三角发达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外,还要拓展投资渠道,比如民间力量、社会资本,同时,我个人赞成文化单位自己也需要探索谋生的对策,具备一定盈利能力,多管齐下。
范以锦:文化建设与传媒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传媒时代”,传媒娱乐化的色彩日渐浓厚。这种“娱乐化”倾向,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有益的,只是以娱乐化的方式进行形式包装,但宣传的理念和价值观仍是严肃认真的,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让报纸做到“三贴近”,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二是无益无害,这应允许存在；三是低俗化倾向,这个是值得所有从业人士高度警惕的。对于任何一家媒体来说,没了公信力,就等于让传播有效功能直接受损。
这些年,一些首先在新媒体中爆出的重大新闻线索,往往还是通过传统媒体的争相介入,才让网络监督、网络问政的效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放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传统媒体自身也要加强主动意识和快速反应能力,对于“网络爆料”提前介入很有必要。在新媒体的崛起下,传统媒体一旦反应滞后,无疑就会更加陷入被动；如果再盲目追逐娱乐化,导致公信力丧失的话,更无助于应对挑战。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郭珊　　专题摄影:南方日报记者王亮

Co-China论坛（11）——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讨论嘉宾：
长平：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撰稿。
程绮瑾：香港大学社工系在读博士，研究传媒报导与自杀的关系。
邓志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
胡力汉：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首席记者。
胡泳：研究互联网问题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黄煜：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
令狐补充：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时代周报》等媒体撰稿。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新闻总监。
毛向辉：网络专家，关注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麦燕庭：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潘毅：研究劳工问题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
王冠绪：西语作家，为西班牙媒体撰写中国问题专栏。
汪永晨：环保学者。

主持：
杜婷：Co-China论坛负责人

第四节：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的准备
麦燕庭：我这里有本小册子，是我们香港记者协会出的，这里将灾难新闻分为几类，包括地震、水灾、社会冲突等，在第一章就介绍了基本的安全概念。记者进去到事发中心，但如果不能安全出来，消息出不来的话，那进去也没意思，所以安全是第一位的。出这本小册子主要是因为四川地震，那时候有很多记者都是年轻记者，有2—3年经验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个记者去四川地震采访的时候，他是穿雨鞋去的，结果走到一半就已经走不动了，因为雨鞋有摩擦，他的脚都已经起了很多泡，走都走不动，但是他还是坚持要走，最后到了当地站都站不起来，所以他很多照片都是仰角，是他坐在地上拍的。所以如果准备不够的话，人到了现场也没用。譬如说刚发生不久的玉树地震，如果老板叫你去，你现在马上拿东西到机场，头一件事情是要先问自己的身体情况怎么样，第二，你要知道你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很多人都不知道玉树是在高山区域，海拔很高，结果去了之后不少人有高山反应，动都动不了，又要立刻回来。所以，你先要了解两个事情：第一，你自己身体的情况；第二，你去采访的那个地方的情况。当然，平常的知识积累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推荐lonely planet。我认识一个老是跑突发新闻的行家，他买了一整套的lonely planet，还真的很有用。上一次泰国发生动乱，结果很多香港记者都先飞到曼谷，因为是在苏梅，大家都想先到曼谷然后再往下走，结果这个行家先打开 lonely planet一看，发现先到印度尼西亚，再从印度尼西亚过去更方便，后来他果然是头一个到当地的香港记者。

做突发新闻装备也很重要。常做突发的记者平时就要准备好，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毛巾，轻薄的，还有就是旅行证件，回乡证、护照，然后就是耐走的鞋袜。我们建议穿一些有坑纹的鞋子，而且千万不要穿新鞋子。另外记者要戴头盔，因为地震会有余震，有石头掉下来。还有口罩，这主要是因为地震之后会有灰尘。有两样东西是常被忽略的，一个是雨衣，很多人都不知道地震后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要买一个轻便的雨衣；另外一个就是卫星电话，地震会破坏电缆，没有通信设备的话写好的稿子传不回来也没用。5.12地震的时候有线电视的一个记者，他原本听到消息之后马上就要飞，但后来因为等卫星电话他情愿晚一班飞机走，但到了当地之后发现那些比他早到的记者，因为没有卫星电话东西都发不出去，所以早到也没用。基本的准备就是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交流。

闾丘露薇：地震的时候记者会目睹太多的死亡，这在心理上必然会产生反应，这就跟我们之前讨论时提到做自杀新闻的记者会对心灵产生冲击一样，记者协会有没有一些要求，要媒体给记者提供专业的辅导和治疗？

麦燕庭：有一次我在内地跟一些同行交流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小册子里也包括情绪冲击该如何处理，他们觉得很惊讶，说怎么连我们的心理状况也照顾到了。其实个人的身体状况当然也包括心理状况，如果记者受到一些冲击，回来以后处理不好的话，后遗症是很大的。四川地震后回来的一些记者多多少少都遇到些困扰，比如睡眠不好、情绪低落等，我们组织了一些义工，临床心理学家，替他们进行个别辅导。除了我们自己做，我们也请媒体老板去了解记者的心理状况，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可以提供帮助。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提到希望大家关注的一些心理反应，包括比如你觉得情绪很大，忽然间很容易哭，有时候很提不起劲，对某些新闻会觉得情绪很容易受到控制，如果已经很长时间，比如说超过两个星期不断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应该去求救，求救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向管理层提出一些建议，包括不要让记者太长时间在一个对他们情绪冲击那么大的地方工作，我们要求他们一个星期就要轮班，让他们回来香港，回来之后暂时不要让他去做同类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记者，应该是无线的，他被派到当地，那个记者回来第二天就又去做一个两车相撞的新闻，这都是不应该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保险的问题。据我了解现在绝大部分的传媒机构只有劳工保险，但一般劳工保险是不包括天灾保险的，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提供了一些资料，有一些险种24小时之内就可以生效，所以下次在做突发新闻的时候要问老板保险的问题。

　　警方将提供解密案件资料

　　据市公安局介绍，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警风监督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与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这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由重庆市公安局全力支持提供已解密的案件文字和其他相关资料，并为作家创作采访提供一切条件。作品要生动、翔实、客观，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进行创作。

　　2009年6月，重庆市启动了打黑除恶斗争。第一时间同时策动14个重点专案，充分调动各个警种，成立了10个专案组的督办组和334个专案组，跨区域异地调警上万名，一举摧毁了上百个黑社会团伙，将4000多名涉案人员绳之以法，打掉了以文强为首的一批“保护伞”。打掉黑社会团伙总数超过前8年总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战果最丰、影响最广的专项斗争。切断违法“放水”资金链条330亿元（实际710亿），达到了稳定社会的预期效果。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群众安全感达94.3%，创历史新高，为平安重庆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品将深刻剖析黑恶势力

　　据悉，这部文学作品将深刻剖析黑恶势力的成因和发展，揭示黑恶势力的犯罪事实，也将剖析文强等人是如何从国家公职人员堕落成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过程，更充分反映公安民警与黑恶分子斗智斗勇的智慧和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品质。这部作品既立意深远，具有思想深度和历史厚重感，又有教育警示作用，可读性强，值得读者期待。

跟往年一样，这年的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又出来了。青年领袖，这个专题到现在已经做了6年。今年前言里面引用韩寒的博客说的倒是不错，“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两天学生们大学毕业，我除了告诉他们以后要好好奋斗要安分守己要从底层做起之外，我想不起拿什么让他们学好，做个好人，并且告诉他们好人总有好报。看看我们的周围有吗？想想大学毕业的这些年里，身边混的好的，哪一个不是仰仗祖宗的基业？让他们学习吗？那还不如安分守己做个小市民吧。或者宁愿让他们在国外做个农夫也不要在国内做一个贵妇。所以，在找不到榜样的时代，我们自己来寻找吧。我还记得学校里每年都弄什么榜样青春，可是那些榜样们我一个都没记住。所以，没有榜样的时代我们只好自己四处去寻找榜样。不容易啊。不说南方人物周刊选出来的人咋样，单就这个事来说，也挺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

于是，每年的南人我都仔细看。但是今年的这些领袖们，我看的还真是不多。他们是领袖吗？反正于我不是。我倒是觉得这期《倪玉兰这两月》写的不错。应该把这个记者评为青年领袖。当然，阿飞姑娘也应该获评啊。

有时候我在想，那个时候的传媒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更没有市场化，稿费肯定不多，徐先生没法给旅游类杂志写专栏什么的，他还能走来走去，还不是一个人，他还带着仆人，这该是多么有钱的人啊。不是衙内也应该是富二代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走了三十多年，写了二百多万字，这该是一个多么有钱的主啊。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徐先生也不是很有钱。还是明朝的政策好，让他赶上了。周末去老马的我们书店，买了本吴思的《血酬定律》，当然老马还送了我两本佛经。可谓是一刚一柔，大智慧。不过吴思写的血酬定律让我找到了徐霞客的一些故事。是这么说的：

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为例。崇祯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看中国历史，往往能看到很多的故事，可是更多的在正史之中是看不到的，或者看到了却没有想到。吴思的《血酬定律》以及《潜规则》这些书帮我想到了。最近的晚上一直在看这些书，看的是我两股战战浑身冒汗——不过是冷汗。推动历史的实际上不是儒家学说中仁义道德、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是潜规则和血酬。

在温柔乡里呆惯了的人，对生活抱有美好梦想的人或者是对生活产生绝望的人可以找来看看。原来生活是另一个样子。

在青岛这个文化沙漠上，我认识的文化人不多。但是想想也不少，大前天的晚上，在一个酒局上，忽然遇到了立波。很多年没见立波了，他说是两年，我的印象中更长一些，不过我经常听东升他们提及立波。当然，在出租车上也会经常听到立波的声音，“我是立波……”这句话经年未改，恰如记忆。那些年还是做一本杂志的时候吧，还是在一个叫猎人公社的酒吧，当时苏亚和郁郁周他们都还没有去北京吧，那个时候也刚刚认识学义和安东。不过安东应该更早一些。就是这样，在青岛，很多人我都忘了怎么认识的了。这些错综复杂彼此交织的圈子，让姜红岩同学有次在小咸那里说，我给你介绍个人认识，一看是从慧，天哪，我们都认识五六年了吧……还有宝山大叔，也是很多年了。其实，都还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当然，有些人已经离去，比如奥基弗。

这年的春天过的特别的漫长也特别的匆忙。跟那些没有到来的演出一样，可能这个春天里我一直都存在着一段记忆的空缺。昨天晚上，跟学义、安东、宋总业、娃以及王音老师，在南山啤酒屋，喝了2杯扎啤，一直到了2点的光景。不过我没有喝多。他们喝的多，快40杯了吧。具体，我忘记了。诗人们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为悲秋。我竟然还能记得某人的诗，叫做“五年魂不定，一步到钱塘”，是啊。最近与钱塘的故事总是那么多。让我不知所措。

在这个夏天将要结束的时候，竟然遇上了很多的事情。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不知所措甚至无所事事。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吃饭喝酒，然后各自在深夜里散去。然后忽然想起这个快要结束的季节以及马上来临的夏天。这个夏天，妹妹要结婚了，我还要四处奔波。又忽然想起大学毕业也快8年了。一无是处，我甚至不想去参加那次两年后举办的同学会。一直在一个地方呆着，岁月也并没有静好，日子总是会遇到很多看不到的波澜，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触礁。在这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书，比如叶炜的冷眼文坛，还有张振华的《爱情无需潜伏》，可是，跟吴晓波老师前天跟我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会如何？我不知道。所以，我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扯淡，不为悲秋。可是，大家都太忙了。

去哪里讲道理啊？

　　议程设置对网媒的重要性
　　议程设置其实是针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根据《新闻学大辞典》，这一理论最早由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其核心观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
　　而随着媒介形式的发展，这一理论在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媒体上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体现。时下，受到公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无一不是经过网络媒体的进一步放大和传播而得到迅速的反应。
　　比如前段时间所发生的“赵本山春晚后台掌掴小沈阳”造谣事件、河南村民11年冤狱等事件，这些新闻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可能很难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但是，在互联网的反复报道和传播中，成了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议题。读者获知这些新闻和传播的渠道更多的是网络。一方面，网络编辑在新闻处理的过程中进行了强化处理，另一方面，读者利用网络媒体的特征进行了二次甚至多次传播。
　　所以，网络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利用议程设置来过滤信息，强化引导，通过精心设置的议程带动受众参与和互动，会有意地使部分新闻信息被“强化”，从而产生期望中的影响力，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网媒议程设置要注意网络特性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网络具有其独特的特性。所以，网媒的议程设置，更应该注意到网络的诸多特性，要利用网络的特性来增强议程设置的效能。
　　首先，网媒的议程设置应该注重网络的媒体属性。
　　我们应该清楚网络的海量信息非但没有削弱受众的注意力，反而增强了其媒体属性，稿件的新闻性要求更加突出。这实际上对网络媒体的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统的新闻中，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媒体有选择地对新闻进行了过滤，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媒体的渠道容量是有限的，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广播，它们的传播资源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是作为被动方存在的，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新闻，是被加工和编辑过的新闻。
　　而在网络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虽然信息是海量的，但受众对于新闻的选择权和传播权增强了很多。读者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如果这期间议程设置不合理，就会丧失读者的关注度，进而丧失竞争力。同时，也因为读者的选择性，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很难获得读者的主动传播。在这层意义上，网络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就应该更加注重网络媒体本身的新闻属性。
　　其次，网络媒体应该利用其迅速性与多元互动性的特征。
　　媒体的“新闻时效性”是关乎议程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虽然目前的网络媒体没有采访权，但事实上网络媒体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其“采访”的目的。所以，网络媒体在设置议程的时候就应该利用好与传统媒体的时间差，对于新闻事件做到实时更新、实时报道，让大众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这符合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让人们在关注新闻的时候更加先入为主地相信第一传播渠道发出信息的正确性。这也可以使网络媒体摆脱只转载传统大众传媒新闻内容的状况。
　　再次，要利用好网络媒体实时互动这个特点。
　　在网络媒体中部分传播权利被分散到广大网民手中，传统新闻发布的单向度信息传播变成了互动性多向度信息传播。在事件发生之初就与网友通过BBS、微博等形式进行互动，对新闻进行多元化的操作，从对新闻的最初的复制、粘贴上升到加工新闻再到组织新闻。这样能更好地促进新闻事件的传播以及扩大其影响。同时也可以使得网络媒体对新闻事件的价值判断、加工手法，反过来对传统平面媒体的议程设置产生实质性影响。
　　所以，在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应该采用全媒体的战略，形成强势宣传。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方式的全方位呈现。事件发生之后，可以通过第一时间的文字报道、视频、海量的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呈现。这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效果，从而强化公众对一事件的认识。那么，网媒可以采用专题等多种形式进行议程设置。
　　此外，网络媒体更应注重信息的权威性。
　　相对于网络媒体的特征，网络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信息的权威性，特别是官方所主办的主流网站更应如此。在网络之上，各类噪音、杂音充斥其间。如何在一事件当中，把握事件的舆论主导权，这是官方网站所需要注意的。这就要求在事件开始之初，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在主要页面进行大面积、多方位的报道，进而形成强势，积极主动地引导舆论的走向，而不能等商业网站已经形成了舆论态势，再进行“辟谣”等，那样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网络推手实际就是议程设置者
　　媒体有议程设置的功能，企业、政府有引导舆论的需要，所以就出现了一批引导舆论的人，在网络世界中，有一批人运用网络媒体的平等性、公开性、快捷性、交互性等特点，致力于制造网络媒体事件，打造网络红人，扮演着网络议程设置的主体角色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这批人也就是公众所说的网络推手。
　　网络推手们在过去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和网络红人。比如从备受争议的芙蓉姐姐到“清纯”的天仙妹妹，再到现在风头正劲的凤姐，这些网络红人的背后，无一不是网络推手在背后操控。他们不但控制事件发展而且还控制舆论风向，进而形成关注度，炒作网络红人。
　　新浪网开通微博之后，就有网络推手在进行营销。一个微博的关注者可以达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所形成的影响力相当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下，微博所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被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所关注到。姚晨的新浪微博关注者为1566408，这是一份发行量过百万的报纸的影响力，而再加上网民的互动与推广，其影响力会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微博等网络媒体很容易被网络推手所利用而进行事件炒作和营销。
　　网络媒体比传统媒体更容易“被策划”，因为传统媒体缺少互动性，即使最初的新闻报道是“被策划”的，编辑部发现及时，也很容易避免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不再对这一事件进行长期的关注和报道即可。但是，网络媒体不一样，网络媒体一旦被网络推手绑架，就很容易形成不可控制的态势，因为网络新闻和事件很容易在网民之间形成再次的传播和放大。知名网络推手浪兄就曾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在网络上炒作话题的“能量”：“想上首页就上首页。”

　　避免被网络推手绑架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媒体也需要能吸引网民眼球的话题来增加流量，所以，网络推手和网络媒体甚至传统媒体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网络推手用所提供的极具眼球效应的素材，进行议程设置，设计话题，大量报道，吸引了网民，进而媒体提供版面或时段等传播平台。如此，推手们达到了自己所期待的效果，而媒体也报道了一个个的新闻事件，增大了发行量，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网络媒体也愿意自己“被策划”。
　　但问题在于，在许多事件的炒作中，网络媒体并没有利润的产生，利润的大部分都被制造这些网络事件的公关公司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媒体就被网络推手“绑架”了。
　　比如，在“封杀王老吉”事件中，背后的推手是杨秀宇，2008年5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的赈灾晚会上，王老吉捐款一亿元，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单笔捐款之一。当天，王老吉的公关公司就找到了杨秀宇的团队，要求借势“炒一把”。于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在天涯、猫扑、西祠胡同等国内知名论坛上，几乎同时出现了一篇主题为“王老吉太狠了，封杀它！”的帖子。这些帖子被各大网站疯狂转载。其实，这些帖子里写的不过是对王老吉的正面话题，不过是一些“号召网友去超市买光王老吉”的话而已。很多QQ群也出现了一些买光王老吉的段子。进而，传统媒体也加入了进来，最终形成了良好的网络营销效果。
　　而在其中，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纸媒，很难得到利润分成，大部分利润都到了网络推手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被绑架”了。
　　而这恰好是网络媒体不能良好地进行议程设置所造成的。在网络“被绑架”、“被策划”的同时，实际上是网络“被议程设置”了。这就要求网络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时增强判断力，判断哪些是可以进行突出和强化的，哪些应该弱化处理。如果没有网络平台的支持，任何推手都无法在互联网的江湖上掀起风浪。
　　同时，网络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的时候更应该加强自身的网络营销，培养自己的“网络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