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历史是这个样子
作者:小村 日期:2010-06-24
人这一辈子会羡慕一些职业，比如可以四处走走还可以留名青史，就比如徐霞客。徐先生在那个精神分裂的大明朝可以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并写点游记一类的东西，还能被后人所纪念，叫做伟大的旅行家，这确实是一件牛逼的事情。
有时候我在想，那个时候的传媒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更没有市场化，稿费肯定不多，徐先生没法给旅游类杂志写专栏什么的，他还能走来走去，还不是一个人，他还带着仆人，这该是多么有钱的人啊。不是衙内也应该是富二代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走了三十多年，写了二百多万字，这该是一个多么有钱的主啊。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徐先生也不是很有钱。还是明朝的政策好，让他赶上了。周末去老马的我们书店，买了本吴思的《血酬定律》，当然老马还送了我两本佛经。可谓是一刚一柔，大智慧。不过吴思写的血酬定律让我找到了徐霞客的一些故事。是这么说的：
以大名鼎鼎的徐霞客为例。崇祯十年（1637）秋，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他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村里人手不够时，还用“二妇人代舆”——让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煮蛋献浆”。
在《粤西游日记三》中，徐霞客记载了崇祯十年十一月下旬的经历。这位有马牌的先生驱赶着夫役整天赶路，傍晚时分看到了下一站的村子，众夫役开始逃散，徐霞客赶紧抓住一个捆上，牵着进了村。村中男子已逃遁入山，徐霞客便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搜出两位妇女，命令她们去找人搬行李做饭。被捆的人质和他的同伴们也大呼大叫，让村里人接班。过一会，负责驿传事务的老人来了，徐霞客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他的子孙，不得不来。这老人的儿子是个瘸子。
吃过饭，上了老人和妇人为他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我喝令快去给我找抬轿子扛行李的夫役，然后躺下）。”
徐霞客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但《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等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那个下落不明的时代
作者:小村 日期:2009-12-15
中国不乏文人，所以无论社会如何更迭，我们总能从文人的哭哭啼啼以及对自身经历的重复和描写对朋辈的中伤中能多少“闲坐说玄宗”。所以，如果真有所谓文脉的话，我们似乎可以不夸张的说，千年跌宕，文脉犹存。但中国的商脉或者说是商业精神却少有人谈起，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却一直缺少商业文化。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比文人所遭受的苦难一点都不少。
吴晓波写一代船王卢作孚，抗战期间作为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为报效国家，对日作战中，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
建国后卢作孚第一个提出公私合营，但卢作孚是在1952年自杀的。在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的很多重要职员都被认定为特务，或被枪决，或被扣押。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当晚，卢作孚饮药自尽，终年59岁。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简单四条，诸如“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来去两空空。连毛泽东得知卢作孚自杀后都叹息道，“真可惜啊”。
于是，中国并不缺少商业精神，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商业传统在支撑着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不幸的是即使历史上曾有古齐国的鱼盐之富，陶朱公的积资巨万，及至近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状元张骞的经商还是菊生的印书，他们在力行“实业救国”。但这些都未能成为历史的主角，很少有人在笔墨间谈及他们在百年社会动荡中的遭际。中国的商人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其实，又何止是商人这个阶层下落不明，整个时代都在下落不明。
MZPM②焦健：哀鸣《财经》
作者:小村 日期:2009-11-29
经济观察报焦健兄的。原文见此。前几天晚上，看到有人在网上把新旧财经的版权页拍下来对比的照片。之前密密麻麻的人名单，变得无比空阔寂寞。一时之间，心里黯然。总觉得，这块理想主义的新闻土壤，突然坍塌了。今晚，在我翻着新一期的财经的时候，心里却开始出现起一种怀疑自己的声音来：这种黯然。它是否仅仅是源自对一件你原本不认为会改变的事物的突然改变的一种不适应？
要知道，我的一开始的不舒服，其实毫无来处。因为之前的《财经》，的确算得上是我的“非常熟悉的陌生人”。说它熟悉，也只是因为我知道它一系列的出众的报道的名字，它们蕴含了勇气、理智、智慧，称得上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土壤之下的最优质范本；我知道它的主编胡舒立，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以及那个所谓的“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之一”的称呼，还有她那本《美国报海见闻录》里面据说所讲述的故事：她第一次到美国，机场下雨，她拿着《纽约时报》当做雨伞，口里还说，“我终于有机会拿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做雨伞了”……（这个故事我只是道听途说，没有亲见。大学图书馆里有这本书，却保存在另外一个我不熟悉的校区里，于是我从没读过它，并成为了我迄今为止的遗憾之一……）
除了以上的花边逸闻之外，它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四年之间，它的价格后来从10块长到了15块，但即便是它10块钱的时候，我买它的频率，也不及买《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的频率那么高；大学的图书馆里摆放着它，我几乎每期都翻翻，但却几乎没有读完过。而且，读得最多的，不是它的封面故事，而是每月的图书推荐，按图索骥，找到自己想看的可以装逼的书；除此之外，它的一系列的所谓后来影响力颇大的报道，我或许也见过几次，但却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即便是去过刊阅览室找之前很多年的财经，更多的也是出于一种瞻仰和好奇，而不是真正认真的去感受和阅读这些已经尘封的历史性报道……
做为一个学新闻的学生，我的确很不称职。在还没有培养起对于新闻发掘的敏感和重视之前，我已经陷入了对于所谓“理性、建设性”的对于观念的关注，新闻本身成为了一种在我面前比易碎品更加不值钱的“无用品”。它们或许会反映了现实，但在我看来，现实本身更多的却只是一种重复，如果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认识现实所依附的基础的前提之前，对于现实的过分关注，很可能也很容易会让人迷失方向。因为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却找不到它们之所以新鲜的套路。我所要追求的，更多的是理念和更艰深层次的知识性话题，它们显得更加有趣，也因此在针对我个人的层面上来讲，是一种更值得关注的东西……
你在红楼，我在西游
作者:小村 日期:2009-05-17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 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 爱恋伊，爱恋伊。愿今生常相随……
每场演出，如果能得三五句歌词，已是不虚此行。如果是一两首歌，则是万幸。这场万晓利的青岛演唱会，也是如此。昨晚去江西路的自由人酒吧已经有些晚，演出已经开始。亚林在外面卖票。进得酒吧，四处都是人，地上更是黑压压的一片。甚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想走，一直到这首《女儿美》在万晓利的口中唱出来。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又要在我电脑上放一段时间了。
我总是如此，周云蓬让我记住了《春有百花秋有月》，李志让我记住了一句，“我的XX是一朵花呀”，还有谁来着，忘了。当然，当红的更是，比如周笔畅让我记住了浏阳河。我现在电脑里的歌都是单曲，可以叫做“每周一哥”。每次这样的民谣演唱，渴求不多，一首就够了。至于那些故意发出的怪叫以及扯淡的声音，那就可以忽略了。
其实，凡事都一样。比如看书。昨天晚上，我从演唱会现场出来，我打算坐公交车回来。我就是想在公交车上想一个我最近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我在等车的地方发现，竟然还有卖杂志的。灯火辉煌的香港中路和我们这农村就是不一样。我买了一本《南方人物周刊》。这期做的是李鸿章，做主打。可我看的竟然是关于卓伟的那篇。这伙计竟然做狗仔工作室了，有意思的事情。再比如上周三，我去信息城修电脑。我买了本前段时间叫的很响亮的《中国周刊》，前面的文章都在炒冷饭，唯有后半部分关于燕京大学的那个稿子，让我觉得有些意思。消失的燕京大学，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与学术的纠葛，这比弄个自己主编和柳传志合影的照片放在杂志上要好的多。再比如，这期《南方周末》，可看的文章是张华关于书商的，可惜写的比较浅……
关于《大公报》
作者:小村 日期:2008-09-08
现代报业重经营。不仅仅是建国后的事情。这实际是早有的传统。至于这三十年后的经营只是一种恢复而已。读高林先生《天教心愿身后违》，得这些论断。
徐铸成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胡政之还认为，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经济上的充分独立，才能在政治上自由的表达诉求。也正是由于此，《大公报》成了文人论政的典范，成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家园，一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器。也正是这样的氛围，成就了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报人。
精神分裂的大明朝
作者:小村 日期:2008-03-30
去十三陵。导游说，来的不是时候，若再晚几天，四处桃花，煞是好看。在皇陵中遍植桃树，我得到的答案竟是为了“辟邪”。
一边信奉风水，一边远避鬼神，这种矛盾就如同那个叫做大明的王朝。似乎这个王朝一开始就有些精神分裂，并自始至终。比如这个王朝号称得国之正，却在帝位传承到第二代的时候就出了毛病，燕王朱棣夺了侄子的天下，在一个以忠孝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之下，就造成了以后神经分裂的病因。当然，我不知道日后，中国人的精神分裂、言不由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再比如，好象是那个崇祯说过，国家养士三百年。明朝确实是养士，在明代，科举制度得到了更加的完善，但是，这个注重知识分子和文臣的朝代，却发明了一种叫做“廷杖”的刑罚。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如果不是“诛十族都不怕”的方孝孺一般的骨头，还想和皇帝扭扭捏捏的讨价还价，是要被打屁股的，朝堂之上，同事眼下，被皇帝当众打屁股，那是一种莫大的羞辱。所以，这种养士和羞辱之间，精神分裂也来了，最后竟然是个太监殉了崇祯。
在文官制度的大明朝，种种迹象在表明了它本身的矛盾和精神分裂。所以，这个朝代出现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各种理由来解释。万历五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吕调阳、张四维入阁，这本身是万历小皇帝的张老师所期盼的，但很幸的是，这个时候，张老师的爸爸死了。按当时的有关文件规定，张老师要辞职回家“守制”。但万历皇帝的张老师却没有这么做，他“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分钱的工资，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如此看来，张老师确实精神可嘉，公而忘私。但是万历却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韩非的大学同学李斯
作者:小村 日期:2007-12-19
秦十四年，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
读通鉴。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心悸。韩非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是贵公子，擅刑名法术之学，但是很不幸“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他“疾治国不务求任贤，反举浮淫之囊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用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 其实，每个做领导的都这样，他不喜欢别人说他不好，他喜欢那些拍马屁的人，你韩非上书说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你做韩王好了。可是你没有啊。你还是我的大臣，你当面上书，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我用那些宠名誉之人怎么不好了，和谐一下多好。
更可气的是，韩非这家伙，“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发在了个人博客上。人家不用你的主张就不用吧，别人还知道“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可你呢，非要写这么多的文章，散布反动言论，虽然只有这十万来字，差不多出一本书了，但是你发布到网上，这是什么意思啊。韩非的幸与不幸都在这里，幸是在这乱世，能苟活性命就可以了，不幸的是，韩王虽然在太平日子不用你，但是，到了纳地效玺这样的事情，就不能让擅长拍马的人去了，所以还是韩非出马。
到了秦国那里，韩非看来还是有些名望的，可能秦王也经常看韩非写的那些博客，王闻其贤，欲见之。可他却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遇到了明主，文人就是爱犯这个错误。 非为韩使于秦，却上书和始皇帝说，“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韩非说的头头是道，眼光也看的很明白，但是在实际中就不是这样做的。他忘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李斯，虽然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李斯还可能给韩非接风洗尘，什么洗脚、按摩的下来，弄得韩非很是受用，觉得李斯真是自己的铁哥们。所谓四大铁，一起嫖过娼的、扛过枪的、同过窗的、分过脏的嘛。怎么也占到了其中的一半吗。
家国三十年
作者:小村 日期:2007-12-16
1978年1月1日，周日。这天，中国三大媒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解放军报》同时刊发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社论的第一段说，“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往何处去？这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最为严峻的问题。这篇整整占满了《人民日报》当日头版的社论在经过大量的分析后，给出了答案，“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一个“光明的中国”马上就要到来。在接下来的日子，似乎变得让我们熟知，是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当选为政协主席。上台后，他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这些论断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发展进程。
这年的5月11日，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几经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更为当年度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据称，作者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
与此有关的是高考，虽然在此前的1977年，高考在部分的确得以恢复，但是全国性高考的举行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这些人被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很多人甚至没有经过复习，就匆匆的从田野、车间、厂矿涌入了考场，继而走进了大学校园。国家对于人才的渴求就如同这些“被耽误的一代”对于大学的向往一样的强烈。再后来，他们担当了中国的未来。
一夜回到大明朝
作者:小村 日期:2007-12-11
读明史，会在《明书武宗本纪》读到这样的文字，“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县)禁民间养猪，着为令。”皇帝的禁令效果当然明显，“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明实录武宗实录》。
下这样命令的皇帝是朱厚照，大明王朝的第十位君主，明武宗正德帝。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出生即为皇帝嫡长子后来又当上皇帝的人，是孝宗弘治皇帝唯一的儿子，大明王朝绝对的法定继承人，统治过天下整整十六年的皇帝。后人说他荒淫无道，至少是个不“合格”的皇帝，当然，也有人说他有着“顽童气质”。这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下旨不许民间养猪杀猪。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一中对此事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时武宗南幸，至扬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宪）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钧贴：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按照沈德符的解释，“猪”、“朱”同音，似乎成了皇家远房亲戚，被草民圈养宰杀简直是冒犯天威。再加上武宗生于弘治四年（1491），此年为辛亥年，故其生肖为猪，“当爵本命”，所以养猪自然成了一种罪过。据记载，那一年，南京祭孔庙只得用一头羊代替，吃惯了冷猪肉的至圣先师难得尝了一回羊肉。
可笑归可笑，人家武宗皇帝有除了自己姓朱、属猪的理由外，还有更为堂皇的理由“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人家说了，主要是为你们老百姓着想“吃了猪肉要生疮的”，所以不能养猪了。往事越千年，现在，东莞人民似乎有了回到大明朝的感觉。据央视报道，最近召开的东莞市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对于禁止养猪的原因，东莞市市长李毓全称，东莞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造成非常大的污染，东莞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污染量了。我怎么听着这个理由和“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没什么区别？
